杜贤荣

　　中秋时节，美丽的北京天高气爽，风清花香。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中央，流光溢彩的花坛上簇拥着巨型花篮，各色鲜花盛开怒放，灿烂夺目，显示着我们人民共和国的蓬勃朝气和壮丽青春。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中华诗词学会于9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联合举办“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来自全国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当代中国研究所，共同研讨毛泽东诗词和诗论对中华诗词创作的启示和意义。谁能凌绝顶，看取日东升。与会同志联系实际，或论文交流，或会上发言，或会下讨论，大家以毛泽东诗词和诗论为参照，百花齐放，各显风采，满腔热忱地探讨中华诗词的发展方向和光辉前景。
　　一、 笔涌江山气，文骄天地神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是以精湛丰美的诗词和深刻镌永的诗词理论告诉世界并征服世界的。外国人评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毛泽东诗词，是英雄辈出天翻地覆时代的英雄史诗，是一位空前的民族英雄率领全民族为自己自由解放不懈奋斗的胜利凯歌，是旷世伟人用他一生的聪明才智精心营造的大文化气象。
　　品读毛泽东诗词，是一种极大的精神艺术享受和人生境界的提升。
　　毛泽东诗词的艺术魅力，以作者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革命实践为基础，又以他深厚的文字功力和文学天赋为条件。毛泽东诗词和诗论的完美结合，构成了科学的完备的毛泽东诗学体系。
　　不少学者对毛泽东的诗论与诗词的创作关系，诗论与诗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系，进行认真研究认为，毛泽东诗论是对我国传统诗论的发展与创新，为中华诗歌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何写诗”“为谁写诗”“写什么样的诗”“怎么写诗”等创作的全方位，毛泽东都有精辟、科学而完备的论述，这对当今诗歌的创作与未来的发展，极具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例如，关于“诗言志”，毛泽东多次论及并几次题写。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应著名诗人徐迟的要求，题写“诗言志”相赠。1957年，毛泽东又将这三个字作为题词书赠给《诗刊》杂志创刊号。我们知道，诗言志，是个古老话题，也是现代诗歌创作的圭臬，被称为我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纲领”，语出《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毛诗序》将“诗言志”说的更为清晰明白：“诗者，志之所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就说明“诗”与“志”与情感的关系，同时说明诗与歌、舞是同源的。历代诗话对“诗言志”的阐释论述很多，对“志”的解释，多倾向于志向、意志、情感等等。诗，以“志”为第一要义。
　　毛泽东对“诗言志”的把握，自有他的独到处。1960年5月14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几个国家的代表团，当外宾谈到他的诗词时，毛泽东说：“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这两句话里既有大志，更有深情，体现出胸怀全局的文化气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毛泽东心里装着人民，想着人民，作诗吟诗也是这样。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现代诗歌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对此，有学者认为：民歌是中国诗词最仁厚的地母，历代诗歌变体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走向民歌，民歌是不断发展着的诗歌体系，紧随生活而变化，地域间、民族间民歌的无形交流更具互补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多民族大融合，民歌更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研讨会上，大家传递着一个个好消息，整理出版毛泽东诗论是其中之一。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王健虎同志作了《谈谈整理毛泽东诗论的点滴体会》的发言。在谈到毛泽东诗论的意义时，他说：“毛泽东进行文化传承和改造工作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诗词创作和对诗歌道路的探讨。这个创作和探讨与他改变民族命运、创造新型国家的神圣使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其诗词作品和形成的诗论、词论有了历史跃进期的巅峰效应，也有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理论高度。从此，中国革命的崇高品位与诗歌美学之间有了天然的联系。由于这种联系，中国革命在文明史层次上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中国革命早期格局里也有了一个新文学和新文化的独立空间。这个空间大大激活了革命内部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继承，为中国文化进入新时代展开了一个广阔的背景。”
　　王健虎同志是位毛泽东诗词的专家、严肃的学者，也是毛泽东诗论整理者和主要负责人，我们期盼“毛泽东诗论”早日出版面市，满足广大毛泽东诗词爱好者、研究者早有的愿望，为中华诗歌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二、 欢呼孙大圣何惧妖雾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李捷，以毛泽东的两句诗“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为题，向这次研讨会致开幕词。开幕词简捷明快，旨意鲜明，情意深长，符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倡导的文风。他希望参加研讨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紧密联系实际，通过严肃认真地研究，发出具有正能量的强音，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贡献。
　　一段时间以来，一股“去革命化”“非毛”“诽毛”的思潮在暗中流播，这股思潮自然波及到毛泽东诗词。“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两句诗的锋芒所指，在当年具有历史的针对性，在今天同样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那么，针对毛泽东诗词的“妖雾”是些什么呢？从研讨会提供的信息，大体有三个方面：
　　一是“妖魔”“篡改”；二是“伪证”“歪评”；三是“戏说”“恶搞”。这里以“妖魔”“篡改”为例。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词，是人们十分喜爱的家喻户晓的千古绝唱。从其面世之后的近70年来，学生课本里有它，诗词演唱会上有它，碑林里有它，各种办公室、会议室、酒店、餐厅、直至许多人的书房或卧室都有它。它的豪放气派和艺术魅力，折服了无数文人雅士和英雄豪杰，这些人不分民族，不分党派，甚至不分敌我、不分国界，是诗词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奇迹。终生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的胡适对这首词品味再三，承认：毛泽东“作为一个词章作家，他是绝对好的”。可就是这样一首词，却遭到一些人的攻击，把它“妖魔”化，贬低它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妖魔”化《沁园春•雪》，是伴随着“妖魔”化毛泽东而来的。有极少数人配合西方自由主义“非毛”思潮，把毛泽东当做活着的敌人进行攻击，称毛为“暴君”“秦始皇”“独裁者”，说他创立的中国制度是“极权制度”“暴力社会主义”等，其情绪疯癫达到失去理性的地步。他们甚至编造说：“毛泽东坐上故宫龙椅，然后告诉工作人员说，我以后要在故宫办公。皇权思想暴露无疑。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是毛主席自己加的。”如此离奇的“妖魔”化毛泽东的信息，有人却闻风而动，借机攻击毛泽东诗词。说什么《沁园春•雪》宣扬“旧的个人英雄主义”“帝王思想”啦，此词是“×××代笔”啦，等等；还有的引用外国人的文艺作品，断定《雪》词写于1945年8月28日，以证明他们的说法：“那么，所谓‘今朝’的‘风流人物’便极可能是指那个我们信任的‘大元帅’（指重庆谈判时的蒋介石）而言的，至少是将他也包括在里头的。”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事实是，毛泽东从未进过故宫。至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是当时中央领导同志根据人民的感情和意愿，集体研究确定加上的。对此，中央有关部门已发表文章做了说明。所谓《雪》词由×××代笔，更是无稽之谈。只要有点中共党史和中国文字常识的人都知道，毛泽东的文章、诗词的功力、气魄、精神和风格，是任何人也代表不了的。篡改《雪》词的写作时间，恰又暴露了他们的政治目的，原来是想歌颂被中国人民早已唾弃的蒋介石，唤回他们失去天堂的精神领袖。其别有用心的卑劣手段，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说到“戏说”“恶搞”毛泽东诗词，例子不是个别的，例如，“当官不怕喝酒难，万盏千杯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海鲜烧烤走鱼丸；桑拿按摩周身暖，麻将桌前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人们知道，这里戏说的就是毛泽东那首撼人心魄的史诗《七律•长征》。对于这样的经典作品可以戏说，恶搞，还有什么不可以践踏，对历史、对文化、对神圣的敬畏之心也就荡然无存了。要说这些戏说戏改的东西还有些用处的话，那就是揭露或嘲讽了当今一些贪官污吏的丑态；同时反映了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格格不入的社会风气，值得人们警惕，深思。
　　在今天诗歌界，“狎语”“秽言”的诗歌，散发的负能量，其影响不可低估，有歪诗被某些教授学者拿到课堂上去，当范例给学生们欣赏，堂而皇之地登在报刊上。比较典型的有《十三陵》《野种之歌》《一把好乳》等等。如《一把好乳》，吟诵的是在诗人眼中，凡女人不论是嫂子、少女还是吃奶的女婴，都是“丰乳”“肥臀”“性感”的女人的形象。其语言之淫秽下流，不齿于笔端，这里就不录了。“妖雾”的猖獗与肆虐，用得着我国的一句成语回敬：“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更用得着的一句变革的俗语：“无知者无畏。”他们不懂中华诗词，更不懂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诗词是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诗词史上的最奇伟壮丽的高峰，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它将和人民革命与建设事业一起，永远发放着灿烂的光辉。
　　“今日欢呼孙大圣”，孙大圣是谁，在哪里？“妖雾”遮不住，毕竟云散去。孙大圣就是党的十八大精神，就是习近平“8.19”讲话和其他一系列讲话精神。以这些精神为武器，为航标，为指南，酝造新的文化成果，为建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厦加砖添瓦。
　　三、险语破鬼胆新诗胜旧诗
　　美国学者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说：“毛泽东作为中国的摩西（《圣经》记载的希伯来人的民族领袖，他使希伯来人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他总是在与大地谈心，与高山交流。”事实正是这样，越是险峻，越表现出毛泽东的深厚兴趣。细察毛泽东诗词的写作背景，无不具有险象环生、惊涛骇浪、辽阔无垠、人民伟力的史实物象与精神意象。毛泽东的许多诗句，非常明白地表达出诗人的峰颠体验：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山，刺破青天萼未残。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百万雄师过大江。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毛泽东站在历史与时代的峰颠上，精鹜八极，神游万仞，他的情思和诗笔纵横驰骋，任意挥洒。这些千锤百炼的极品诗句，从中国诗词的传统中来，又比传统诗词的气格更高，气象更新。有学者说，峰颠体验一旦离开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家庭亲情的追寻，进而跨入政治人生的体验时，遂产生慷慨悲凉的意气。诚哉，斯言。现实、理想、英雄、浪漫、沉雄、乐观、豪放、婉约，毛泽东诗词风格多样，气压千古，创造了几千年中华诗词上唯他独具的一种新文化气象。
　　这种新文化气象“新”在哪里呢？研讨会上，学者们从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总括起来，新在“人民”二字上。表现在政治、哲学层面，他开创的国家和意识形态，都是着眼人民和以人民为支撑的。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医院，人民银行，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人民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等等。表现在他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为人民而创作，为人民所利用。诗歌，来源于人民大众的生活与劳动，最终的接受者仍是人民大众。1939年1月31日，毛泽东在致延安鲁艺诗社——路社的信中，极其鲜明地指出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说：“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得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的东西中，相当一部分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这段话的核心是：人民“需要”与“读懂”。“需要”就是要“精神食粮”，“读懂”就是能够消化吸收。这两点是一切文艺的最起码的社会功能，也是诗歌人民性的两个前提。如果人民不需要又读不懂新诗，那新诗还有什么存在价值？
　　历朝历代，有谁家的诗词和诗论如毛泽东诗词、诗论那样，将人民放在第一位，没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类诗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寄予诗人的一片同情；但仅限于对人民疾苦的现象描述，其情调不免低沉消极被动。传达的悲苦之音，很难唤起人们改变命运的激情。毛泽东诗词则不然。他的诗词充满了不甘屈辱的骨气，奋起抗争的豪气，勇往直前的锐气。现在公诸于世的毛泽东诗词百首左右，我们细细品读，都可以从中体会出深厚的人民群众的情感，感受到人民群众排山倒海的巨大力量和创造世界的雄伟英姿。
　　毛泽东是诗词大家，这是从中华诗词的长河中来认定的。而当我们说到诗，就是汉魏、唐宋时期的那种诗。其实，细究起来，毛泽东诗词与此是大有区别的。其区别主要是借古典诗词形式，反映现当代生活，反映革命斗争与建设，站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高度，关怀民生与人类命运。这也是毛泽东诗词“新”的最大特点。但是，有了新内容，还必须有适合新内容的新形式。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他独到的见解与可贵的探索。一次，他在和臧克家、袁水拍等诗人讨论新诗问题的谈话时，说：“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新诗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风格。”毛泽东着眼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描绘出新诗的形态特点，概括起来就是：第一，精炼。这里的“精炼”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文字精炼，而是指篇幅和文字都需要精炼，一首诗不能长篇大论；第二，句子大体整齐。如果句子长短悬殊，就是白话语言，就缺乏节奏感；第三，押大致相同的韵。古人有“无韵不成诗”的说法，诗有韵就具有特殊的美感和音乐感。这三个特点集中起来就是：从古诗中吸取营养，讲究精、齐、韵，具有民歌风格。
　　从《诗经》开始至“五四”前的中国诗，都有“精炼”，句子“整齐”“押韵”的特点，而毛泽东论述的新诗特点，却具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他所说的“大体”“大致”，就是说不要死死地拘泥于古典诗的平仄和格律。毛泽东反复强调新诗的民族风格，其意旨有二：一是继承古典诗的优良传统，符合人民的欣赏习惯；二是开拓创新，旧体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写诗应以新诗为主。这是着眼长远，着眼大众的精辟之论。
　　毛泽东自己喜欢旧体诗词，又寄希望于新诗，这恰好说明这位“诗国盟主”（元帅、诗人陈毅语）的宽阔胸怀和远大目光。他不以自己的喜好定乾坤，而是规劝、号召和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学新诗写新诗。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毛泽东一辈子都在诗词的王国里徜徉，是中国古典诗词最后一位大家，又是现代新诗的开拓者，堪称中国的但丁。毛泽东诗词和诗论对中华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示范，并指示了方向，我们应该感谢这位伟人。今人胜古人，新诗胜旧诗。这是中华诗词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毛泽东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