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宇
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是我党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在失去了多个革命根据地、经历了长征的千难万险以后，到达陕北、延安这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和战略基地；红军到达陕北时只有4万多人，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期共13年的浴血奋斗，发展壮大到91万人；在这里，我党纠正了土地革命时期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政策方针上一些“左”的倾向之后，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结晶的毛泽东思想逐步成熟，对党的政治、军事、经济发展和党的建设全面发挥出指导作用。
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转移到河北西柏坡，其间共有13年时间，就是我们常说的延安时期。
我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大家简称为延安精神。它继承和发展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一、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
延安时期没有“延安精神”的提法，当时的好传统好作风都是以原生形态”存在的。现介绍几例，以加深对延安精神的理解。
第一，抗大精神
抗大，即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抗大的宗旨：培养抗日战争中军事政治领导干部。
教育原则：“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
毛泽东亲自题写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抗大的校训是：“坚定、勇敢、艰苦、灵敏”。
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抗大从1936年6月至1945年8月共办了8期，有12个分校，共培养了10多万军政干部。
资料表明，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陈士榘、陈赓、罗炳辉、胡耀邦、何长工、周子昆、赖传珠、杨得志、姬鹏飞、曾希圣、邵式平、王树声、曾传六、许世友、洪学智、李志民、王建安、卢冬生、欧阳毅等，都是抗大毕业的。
第二，“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
“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
第三，延安整风精神。
延安整风是我党一次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是五四运动以后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时间：1942年2月到1943年10月。
主要目的：让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党员干部，从王明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掌握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前进方向
主要任务：（1）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2）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3）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延安整风精神体现出：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第四，南泥湾精神。
党政军民开展大生产的原因：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调动几十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根据地军民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困难。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参加大生产的人员：党政机关干部、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一边打仗一边生产）、解放区人民。
涉及范围：陕甘宁边区、华北、华中、华南各个解放区军民
八路军359旅开垦南泥湾：1940年开荒种地5000多亩，1941年1．12万亩；1942年达到2．68万亩；1943年全旅种地10万亩，收粮1．5万石，蔬菜590多万斤；1944年，他们开荒35万多亩，实现了全部经费、物资自给，向边区政府上缴了1万石公粮。
军队向政府交公粮，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第五，白求恩精神和张思德精神。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树立了学习榜样——白求恩，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同志又树立了学习榜样——张思德。
两个榜样形象而生动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六，愚公移山精神。
1945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闭幕时，强调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
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愚公移山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
二、延安精神的提出
1、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
2、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发扬从延安到新中国的好作风
他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邓小平同时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
“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
3、江泽民同志概括了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
2002年3月，江泽民同志到陕西考察时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
4、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弘扬延安精神
2006年1月28日，胡锦涛同志到延安考察时指出：“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三、延安精神的形成条件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陕北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艰苦而复杂的环境中，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政治上和理论上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在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延安精神形成的客观条件
1、陕北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革命基础。
延安地处陕西西北部、黄河中游，位于黄土高原的腹地。轩辕黄帝就栖息于陕北，兴起于陕北。如今到延安的桥山，就能看到黄帝陵。历史上这里一直是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战的地区。秦王朝派大将蒙恬驻守陕北，宋代范仲淹镇守延安。
陕北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27年10月和1928年5月，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等先后发动了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开始在陕甘边和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到1935年夏，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根据地人口超过100万，成为全国最后一块没有被敌人摧毁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保留下来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
毛泽东同志曾这样评价：陕北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2、延安时期的艰苦环境磨练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
延安所在的陕北地区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区域之一。这里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千百年来的水土流失，使大部分地区终日是漫漫黄土和滚滚流沙，生产水平十分低下。
周恩来曾谈到陕北地区农民的贫困状态，说他们“极端贫困，土地产量很低……在江西和福建，人们参加红军的时候，随身带着包裹。这里，他们连双筷子也不带，简直是一无所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将主要兵力用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国民党方面也对边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加上华北地区不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延安和边区陷入异常严重的困难境地。
面对饥饿与生存的威胁，在能否坚持抗战胜利的巨大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畏惧和退缩，奋力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努力自救，最终战胜了困难，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曾这样说过：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
（二）延安精神形成的政治基础
第一，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一切方针和政策都是在延安产生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战役是在这里指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所有重大的行动也是在这里部署的。延安、陕甘宁边区是1935年到1948年中国革命的中心。
第二，延安是八路军北上抗日的出发地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总后方。
第三，延安是党政军干部和各类人才的培训基地。
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三）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是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选集》1—4卷，收集著作159篇，在延安时期的著作是112篇，占百分之七十。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思想正式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阐述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奋斗目标，成为我党我军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理论指导。
2、《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标志着党的建设理论和哲学理论的确立，阐述的实事求是思想，在党的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3、《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著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高到世界观、人生观的高度，成为共产党人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成为共产党人的人生坐标。
4、《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著作、指示，标志着党的战争期间经济建设理论的形成，对我党我军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等作风发挥出重要指导作用。
5、《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与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军事理论的成熟，成为我军战略决策和战术运用的指导原则。
四、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
关于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有各种不同的表述。现在理论界一般都以2002年3月江泽民同志到陕西考察时的论述为依据：“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1、高举抗战救国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正推动者、组织者、领导者，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反攻阶段中，发挥出中流砥柱的作用。
（1）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中共中央就洞察到日本有吞并整个中国为殖民地的野心，当年12月就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两大战略决策：其一，党的任务实行转变，由领导土地革命转变为组织和领导人民抗战，为国家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而斗争；其二，抗战救国的策略，是建立和依靠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同时，召开党的会议，由毛泽东同志传达中央的决定，号召全体共产党员，成为英勇抗战的模范，成为团结民众共同抗战的模范。
（2）到陕北以后，我党主动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联系，建立共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不打内战，共同抗日。
（3）1936年12月，借“西安事变”东风，逼蒋抗日，建立起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4）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即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就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5）抗战防御阶段，八路军、新四军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平型关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6）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退避西北、西南，消极抗战，丢掉大片河山；共产党的军队深入敌后，积极抗战，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1938年，毙伤日伪军5.4万人；建立大小10多快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解放人民5000多万人；八路军由4万多人发展到15万人，新四军由1万多人发展到2万多人。
——1939年到1940年，毙伤日伪军7.63万人，其中1940年8月至12月发动的“百团大战”，就消灭日、伪军2万多人；八路军建立起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建立起皖东、豫皖苏、苏北、苏南等根据地；在华南，创立了东江、珠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我党领导的三个纵队；在东北，我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顽强抗战。
——1941、1942两年，我军与敌作战4.2万次，毙、伤、俘日伪军33万人，为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创造了必要条件。
——1943年，我军与敌作战2.9万次，毙、伤、俘日伪军22万人；解放区人口增加到8000万；我军发展到47万人，中共党员达90多万人。与此同时，日军战斗力减弱，到1943年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被迫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944年，对敌作战1万余次，歼灭日伪军20万人；攻克县城20余座，拔掉敌人据点2500多个。
——到1945年春，在全国已建立起19个抗日根据地，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解放区总人口达955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91万人，民兵120万人；从5月开始，对日伪军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开始反攻，战争形式由游击战为主转变为运动战为主。
2、中国革命分两步走
在革命队伍中，有些同志不顾及客观实际情况，希望中国革命一下子成功，尽快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中央转移到延安以后，对于中国革命道路如何走，作了认真的分析和判断。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作《新民主主义论》讲演时指出：“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的社会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实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为什么把第一步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称为民主主义革命呢？毛泽东同志认为，因为第一步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
毛泽东同志关于革命阶段的划分，通过宣传和贯彻，在全党形成共识。影响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革命既然分阶段，就说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纠正了革命队伍中长期存在的革命急性病和关门主义的倾向，纠正了不注意发挥其他阶层革命积极性的倾向。其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既然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那么，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就是全党和全军的责任，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全体党员和全体指战员的抗战热情。
3、在抗战上与国民党既统一又独立
1937年8月，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以后，在党内，出现了放弃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地位的倾向。比如王明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言外之意，就是要我们党的行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行动，都要经过国民党政府批准。
有些同志，让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如果任由这些倾向发展，不仅不利于抗战，也会严重制约我党和我军的发展壮大，严重影响革命的进程。为此，毛泽东同志就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作了两次重要的指示。
第一次，是1938年11月5日，他在中共六届六次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同时也要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他说：其一，帮助和让步应该是积极的，不应该是消极的；其二，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其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
第二次，是1940年3月11日，他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着重强调：（1）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2）发展进步力量，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3）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4）同顽固派斗争，要坚持的原则。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三是休战原则。打退他们的进攻以后，适可而止，实行休战。三个原则一句话：“有理”、“有利”、“有节”。（5）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6）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由人民选举，实行民主集中制。
4、用正确方针引导人民前进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及其野蛮的侵略行径，使每一个中国人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因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光明的前途，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所在。我党正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及时地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方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战略号召。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依据当时的形势．人民的意愿，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即贯彻七大主张的通过民主的联合政府的途径，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标。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党及时地以自卫战争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党又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令。
毛泽东曾指出：“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延安时期之前，我党因为不懂得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付出了大量的血的教训。当自己的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就急于向中心城市进攻，发动多个城市性的起义，虽然造成一定的革命影响，但是，没有哪一次起义取得成功；不清楚中国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是中国的农民，反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看做是小农眼光、“逃跑主义”；把死打硬拼作为共产党人的作战特点，丢掉了赣南闽西多个革命根据地，被迫进行长征。
毛泽东同志认为，如果这种思想认识方法不解决，就不能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就不能制定出符合人民愿望的方针、政策，就不能形成适应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就不能实现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有机结合，就不能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去搬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因此，到延安以后，毛泽东同志大力倡导实事求是，推动全党形成实事求是的风气。
1、在思想认识方法上，不搞主观主义，不搞经验主义，不搞教条主义，注重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思想路线”也称“认识路线”。它是指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对待客观事物的态度。从实际出发，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认识与实践相统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如果从主观愿望出发，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识与实践相脱节，就是唯心主义思想路线。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其核心内容是实事求是。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命题。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进行全面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2、在工作作风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努力掌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调查研究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1941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书的《序》中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
毛泽东关于“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的要求，从多方面促进了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是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的存在着。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党内许多同志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
《决定》强调：“我党现在已经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谈，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的组织革命的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3、在抗战进程的把握上，坚持实事求是，既不相信很快就会胜利，也不相信就会亡国，认识到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争。
抗战开始以后，社会上存在两种不正确的看法。失败主义者说：中国会亡，不可能取得胜利。犯急性病的朋友说：中国很快就会胜利。毛泽东同志对这两种看法都不赞成。
1936年7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曾有一次谈话。斯诺问毛泽东，如何判断抗战结果，毛泽东同志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讲演，驳斥了亡国论，批驳了速胜论，根据敌我双方情况进行分析，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
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必胜的根据是：（1）在我们的敌人方面，“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敌人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带最后挣扎的冒险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不可逃避的必然性。”（2）“当日本举行战争的时候，正是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的根源。”（3）中国正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内的条件。”（4）“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不会灭亡的根据。”
毛泽东同志认为，速胜论也是不对的。原因在于：（1）日本方面，“它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2）速胜论者“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3）“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们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当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4）“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为什么是持久战？毛泽东同志认为：（1）“目前敌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我之抗战尚未给他以基本的削弱。”（2）“敌人的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孤立。许多表示助我的国家的军火资本家和战争原料资本家，尚在唯利是图地供给日本以大量的战争物资。”（3）“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虽在十个月抗战中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4）“在国内，克服腐败现象，增加进步速度；在国外，克服助日势力，增加反日势力，尚非目前的现实。这一切，又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
4、在抗战依靠力量上，坚持实事求是，不相信一党一派就能肩负抗战重任，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相信和依靠人民战争。
抗战要取得胜利，不仅是军事实力的较量，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不仅要依靠军队的抵抗，更要依靠全民族的抗战。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的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罪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
1937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结论时指出：“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把党的人民战争特点，概括为七个方面：（1）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2）军队形成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做运动战。（3）全军都可以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利用一切可能性，建立小规模的军事工业。（4）建立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配合军队一道作战。（5）军队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6）地方兵团方面，选拔经过良好训练，有军事、政治、民运工作能力的同志，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解放区正面作战。（7）各解放区在民主政府的指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文化等各个团体当中，一方面，形成伟大的生产热潮，一方面，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
5、在辨别是非、团结进取上，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这是在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后，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的标志。
毛泽东在谈到整风运动时曾经说过：“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整风运动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开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它极大地促进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延安时期主要体现在：
1、大力培养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党员干部和各类人才
大量吸收新鲜血液，培养出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人才，是抗日战争的需要，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到1940年，党员人数从抗战初期的4万发展到80万，党员人数扩大了19倍。
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1939年，中共中央做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抗日战争期间，延安先后开办了抗大、陕北公学、鲁艺、中共中央党校、延安马列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延安民族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八路军卫生学校、中国医科大学、白求恩护士学校、延安药科学校、军事学院、八路军军政学院、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延安工人学校、炮兵学校、俄文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政法学院、通讯学院、荣军学校、中共陕甘宁边区党校、边区行政学院、边区农业学校、边区医药学校等30余所干部学校，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2、积极推进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
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规定，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既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不同，也与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
（1）实行“三三制”原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在人员分配上，代表工人和贫农的共产党员占1／3，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216名参议员出席。大会选出18名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有7名，超出1人，徐特立同志当即宣布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递补。
（2）采取参议会的形式。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修改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参议会的职权是：有权选举和罢免边区正副主席、政府委员和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和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的公务人员；创制和复决边区的行政法规；决定边区各种政策及通过各项计划方案；通过、审查边区预决算；决定边区应兴应革事项；督促及检查各级政府对边区参议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等。
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是抗日民主政权的行政机关。政府委员会及主要领导人由参议会选举产生，对参议会负责。政府要尊重参议会的“决议”、“创制”、“监督”、“罢免”的权力，执行参议会的决议。但政府又有独立的行政职权，对参议会有制约作用。如果政府认为参议会的决议不当，可送回参议会复议。县级和县级以下各级政府，在认为同级参议会的决议不当时，亦可请求上级指示停止决议的执行。边区政府下设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保安司令部、审计处等机构，以施政纲领为自己的行政准则，以掌握政策、组织领导政策的执行为基本业务。
（3）参议会由民主选举产生。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是人民群众参与民主政权建设、实施当家做主权利的基础。为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利，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修改通过《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条例》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选举制，选举出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在选举资格上，保证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条例》规定，凡居住在边区境内的人民，除有卖国行为、经政府缉办有案的，经军法或法院判决剥夺公民权尚未恢复的，有精神病的三种人除外，年满18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代表广度上，《条例》规定，乡参议会以居民小组为单位，每20至60人的居民小组须选举参议员1人；县级参议会以乡为单位，每400至800人须选举参议员1人；边区参议会以县为单位，每8000人须选举参议员1人。
在选举之前，选民要检查政府工作，政府工作人员向选民作工作报告，选民对政府工作进行评审，以便根据工作人员的业绩决定取舍。除了正式的投票形式以外，边区还创造了许多适合群众特点的选举形式，如画圈法、画杠法、红绿票法、投豆子、投纸团等。
（4）加强党的领导。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同时指出：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下级党委无权不执行上级参议会及政府的决定与法令；在党团意见没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5）建立廉政法律制度。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凡克扣截留公家财物，盗窃侵吞公用财物，擅移公款作为私人利益，勒索敲诈收受贿赂等行为之一者，以贪污论罪。
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
甘泉县张家畔税务局长肖玉壁，1933年参加革命，他在税务局长任内贪污公款3050元，1942年被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40年6月，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时，深有感触地说：“余到重庆所见，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酒楼茶馆林立，一席百余元。迨至延安，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仆，公忠耐劳，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50元者革职，500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公务人员薪水每月5元，虽毛主席夫人、朱总司令夫人，亦须有职务工作，方可领5元零用。”他说：“由此断定，国民党蒋政权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3、积极推动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毛泽东曾说，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
“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改善生活的条件，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即实行减租减息；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即实行精兵简政与发展一部分公营经济：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粮食收入及副业收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深入研究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实践，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成为解决抗战时期经济、财政问题的主要方针、政策。
当时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中国革命战争的主体是农民，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改变以前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把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1937年8月，党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提出减租减息政策。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
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阐述土地政策时说：“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194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对减租减息政策做了明确的规定。《决定》规定了处理土地问题的三条基本原则：(一)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二)承认地主中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还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只是对于坚决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才采取消灭其封建剥削的政策。(三)富农中有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者，为中农贫农所不满，故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时，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须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一部分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地主(所谓经营地主)，其待遇与富农同。通过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既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主、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有利于民主革命的变化；又充分照顾到各抗日阶级的利益，巩固和扩大了民族统一战线，保障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表现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经济，才能保障财政供给。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当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毛泽东指出：“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
为了保护和发展私营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边区政府还实行了奖励民营企业的政策，积极吸收外地资本家来根据地开办实业。按照“劳资两利”的方针，边区还规定了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加薪减时，均不应过多。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
据统计，1939年陕甘宁边区织布业中，私营工厂有6家，织机52架；经过政府采取投资、订货办法，保护产品销路和20％的利润等措施，到1943年，私营纺织厂发展到50家，雇佣工人310人，织机150架，产布1．2万匹。至于私营手工作坊，更是各地皆有。据统计，延安等13个县市，1942年有手工业作坊399个，工人1107人；到1943年，作坊增至656个，工人增至2047人，一年中，作坊和工人数分别增长了64％和84％。
斯坦因在《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一文中写道：“延安的‘新民主主义’是以已经增加了生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准的经济与财政政策为基础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中国吃得最好、最受人爱戴的军队。当我由延安返渝时，重庆国民党的不少领袖们都向我承认，共产党已获得使他们在经济领域中享有盛名的惊人的伟大成就……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力量的伟大源泉之一，而且是它的前途的佳兆。”
当年曾驻延安的美国“迪克西使团”的成员赫伯特•希契描述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时说：“我对共产主义没有兴趣。但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我们向现在这样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多少物资和供应，这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总有一天要接管中国。这也许要用一年或许多年的时间，但他们终将控制这个国家。”
4、积极推动根据地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
（1）文化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文化工作是八路军的光荣传统，占着八路军政治工作上的重要地位。萧向荣总结八路军的文化工作，把成绩归纳为：一是巩固了部队。全体指战员懂得了为什么而战，懂得了战争与本阶级、与全体人民有什么关系，了解战争的胜利前途，锻炼了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二是提高了战斗力。三是提高了文化水平。拿一个团的例子来说，从前他们的指战员，都是不识一个字的，后来则是营以下的干部，平均每人认识1154个字，战士中有51．6％的人，认识500到1000字，在墙报上写文章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四是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为大众服务的文化工作干部。如报纸编辑、战地通讯员、担任军事政治教育的教员、剧作人才、导演人才、绘画人才、宣传鼓动人才、体育、舞蹈人才等。他们没有进过什么学校，完全是在战斗中、在工作中成长起来的。
延安抗日文化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如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延安美术工作者协会、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延安新哲学会等。这些文化团体团结和组织了许多追求真理的进步人士，都与抗战建国、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要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文艺工作者纷纷到农村和部队，创作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实践的作品。其中的佼佼者当数赵树理创作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有反映抗日军民艰苦奋斗的小说，如邵子南创作的《地雷阵》、华山的《鸡毛信》、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有反映根据地社会改革的作品，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
秧歌是流行于陕北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老百姓喜闻乐见。1943年春节，由鲁迅艺术学院文工团演出的《兄妹开荒》，成功运用了边歌边舞的形式，生动反映了大生产运动的火热生活，被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秧歌剧”。毛泽东称赞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样子。”
标志着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成熟的戏剧，应当首推由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白毛女》。该剧通过描写喜儿从受压迫到获得解放的生活历程，表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揭示了劳动人民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获得解放的真理。每次演出《白毛女》，很多观众都会流泪。
（2）教育事业的发展。1937年，陕甘宁边区仅有小学120所，在校学生2000人，到1939年，发展到882所，在校学生2万余人。1945年，小学发展到1377所，学生3万多人。此外，1944年，由政府办的高级中学、师范学校有6个，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事情。
（3）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当时在延安建有中央医院、八路军军医院和八路军留守兵团野战医院。虽然医院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从前线转来的伤病员和延安的“公家人”，但是，仍坚持“面向基层，为群众服务”。据不完全统计，边区医院在全院治疗的病员中，1941年群众病员占25％，1942年上升到27％，1943年上升到30％。1943年一年就为9611名群众病员进行了治疗。
（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特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一种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创业精神，是一种不怕苦、不怕死的拼搏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时期主要体现在：1、刻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
延安时期，是艰苦的岁月。特别1938年和1942年，日伪的“扫荡”、国民党的封锁，加上自然灾害，边区经济遇到极大的困难，甚至到了难以维持边区军民生存的地步。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没有一个人赞成，还是自己动手吧!他向全党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这次大会成为边区大生产运动开始的标志。
大生产运动着眼于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实行“劳力与武力相结合”、“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全体干部要实行“三位一体”，即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中心一环，通过开荒种地、养猪、种菜，党政军机关要逐步实现粮食和日常费用的自给、半自给。
359旅的指战员们用惊人的毅力创造了非凡的业绩。毛泽东同志视察南泥湾时，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他还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我们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边区群众的大生产同样取得可喜成绩。据边区财政经济部的统计，边区群众在1939年开荒100．27万亩，1940年开荒69．9万亩，1941年开荒48．1万亩，1942年开荒35．5万亩，1943年开荒77万亩，1944年开荒105．47万亩，总计开荒436．22万亩，人均开荒三亩。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由1937年的126万石提高到1944年的160万石。1941年的粮食产量就达到自给有余。1943年边区政府提出粮食生产“耕二余一”的目标，到1945年已基本实现。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各抗日根据地以陕甘宁边区为榜样，相继奏响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凯歌。
2、愚公移山，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创业精神
陕北地广人稀，没有任何工业基础，连普通日用品也靠外地输入，在文化教育方面更是落后。党和红军到陕北后首要的任务就是白手起家建工厂、建学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建立了一些小规模的被服厂、印刷厂、军事修械所等，总共不到300名工人。1938年，工业专家沈鸿满怀眷眷爱国之情，从上海带来10部机器、7名工人和两箱科技书籍，从此边区有了机器制造厂，促进了延安工业的发展。先后建立了纺织厂、造纸厂、被服厂、农具厂、制革厂、制鞋厂、石油厂以及八路军制药厂。陕甘宁边区的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日用品乃至军用品都可以生产，火药、子弹、迫击炮等轻重武器也生产出来了。1938年以后，边区的工厂由1938年的4个发展到1944年的120多个公营工厂。其中，边区系统15个，军工局系统8个，中央管理局系统16个，联防司令部系统12个，各地驻军35个，各专署9个，各县政府8个，其他单位20个，边区的产业工人发展到1．2万多人。
3、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与群众同甘共苦的道德风范
毛泽东同志的生活十分简朴，他和大家一样，每天三钱盐、五钱油，吃的是小米，穿的是粗布衣。不少同志多次提议给毛泽东增加伙食费，都被他谢绝了。他总是说：“伙食标准是供给部的统一规定，大家都要一样嘛!我怎么能搞特殊呢?”警卫员贺清华曾给毛泽东打过一双袜子，毛泽东一直穿着。天长日久袜子都磨破了，上面补满了补丁，疙疙瘩瘩的，毛泽东还舍不得丢掉，一连穿了四年，直到无法再穿为止。毛泽东喜欢吃辣椒，但从不准伙房用油炒辣椒，并对管理员说，这是一条纪律。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王稼祥等领导同志，在艰苦奋斗方面，同样发挥出模范表率作用。